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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棋牌游戏」李喆:围棋竞技性是被构建 需寻找新发展可能

李喆微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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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围棋国手李喆发微博探讨围棋的竞技性,并“希望在围棋竞技面临巨大瓶颈的今天,去重新建构围棋价值,探寻其新的发展可能”。以下是李喆微博详细内容:

  围棋的竞技性是被建构出来的,“竞技体育”作为一个概念和观念意识也是在19世纪后才被建构出来,但很多现代人受身处时代的观念束缚,便不理解这一点,把被建构的当作本质的,将已然的当作必然的。

  围棋竞技性的建构,宏观上来说,是两股脉络的汇流。

  其一是明清时期围棋从士林文化走向市井文化。在明代以前围棋主要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爱好,从汉代班固作《弈旨》一直到宋代,围棋被认为主要的价值是明理、审美和修身(当然这些价值都有各自的建构过程,如围棋的艺术性是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开始建构,延续到唐代始有“琴棋书画”四艺并称)。

  从明代开始,竞技性的围棋活动(公共的)才变得兴盛起来,并逐渐扩大其比例。这与城市化的发展、市民阶层的扩大等等历史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关。而后有基于地域的三大派争棋等等,随着对竞技的重视,技术类书籍开始涌现(之前的围棋著作则以棋论为主)。

  其二是日本的争棋文化。现代的围棋竞技模式是从日本而来,围棋从中国传到日本之后,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相结合,产生了一种“基于胜负的艺术观”,这与中国古代围棋的艺术观是非常不同的,但如今一提到围棋的艺术,大众主要想到的其实就只是日式围棋艺术观(并因日本竞技围棋水平在21世纪的衰落而唾弃之),而遗忘了中国古代自有的围棋艺术价值,这当然与20世纪中后期日本围棋对中国围棋的反哺相关。

  在日式围棋艺术观的基础上,日本有四大门派的数百年争棋,又在20世纪与西方出现的竞技文化相结合(尤其是西方竞技文化中的“公平”原则,这种结合正是川端康成在《名人》中所反对的),逐渐确立了现代围棋竞技的模式。

  明清以后不断拓展的竞技围棋观,与日本的争棋文化在20世纪汇流,于“中日围棋擂台赛”达到高峰,并以1988年诞生的世界大赛为其延续形式。在这个竞技化的过程中,大众的围棋观渐渐被结构所塑造,明代以前绵延一千多年的围棋价值观逐渐被遗忘了。

  如今围棋的竞技价值在人机大战的巅峰之后又面临考验。竞技价值依赖于参与者身份与观赏性,从地域对抗、国别对抗到人机对抗,围棋竞技所依赖的对局者身份已经发展到顶峰,不能前进也难以后退,今天的围甲(地域对抗)已经不可能像明代三大派争棋那样有吸引力,国别对抗也不再可能有中日围棋擂台赛时的关注,人机对抗则已经完全失去悬念;而围棋纯竞技的观赏门槛较高,很难与身体竞技甚至新生的电子竞技相竞争。

  与此同时,现代竞技围棋在日本建立之初所依托的“胜负之艺术”价值,就连这其中的艺术也几乎被人抛弃了,只剩下空洞的胜负,这成为围棋发展的大瓶颈。如果仅以争胜负为目的,世界上能够争胜负的事物何止百千,又怎缺围棋这一项?对于从东汉开始建立的围棋观,胜负只是人通过围棋获得更高价值的一个过程或手段,而非目的本身。过程颠倒为目的,这或许可以称为围棋的一种“异化”,其背后是现代性的价值虚无。

  围棋所独有的价值,仍然在它的文化性,在它曾被发现、建构并确立了一千多年又被挤压丢弃了的价值,在传统的“明理、审美、修身”等价值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式开出新芽。

  仍然要强调,围棋的竞技性是被建构的,这一点在如今值得反复强调。无论从历史来看,还是从理论来看,这一点都非常清晰。认识到这一点,意味着脱离僵化的围棋观,从而有希望在围棋竞技面临巨大瓶颈的今天,去重新建构围棋价值,探寻其新的发展可能。

  以上内容我在2015年草就的《中国围棋价值演变研究》里有过梳理,这些年又有一些新的研究进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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